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财政局局长｜苏发吉

　　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但是由于基数小，经济规模和人均水平差距还很大。因此，民族地区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必须加速经济发展，在加速发展中求和谐，在加速发展中促和谐。财政在加快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中应发挥引导和促进    作用。

　　民族地区特殊性决定要走和谐发展道路

　　摆脱落后性需要加速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两条曲线”并存。东部沿海的“经济高地”与“塌陷的”中部、落后的西部以及背着“包袱”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了巨大反差。从民族区域分布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正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普遍滞后，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和经营方式滞后、缺乏要素集聚能力、文化素质较低、居民收入偏低及贫困面大等。面对差距产生原因及扩大趋势，民族地区必须以加快发展为主题，实施“加速发展战略”，即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当采取加速的步伐前进，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小和先进地区的差距，最后摆脱落后的陷阱，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解决民族性需要和谐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多民族性、多文化性、国际特性、封闭保守性和复杂性。相对于汉族地区而言，民族地区存在与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及语言不通和文字不同等有关的种种问题，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使经济发展更加复杂化。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民族性在一些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支配着人们的观点和理念，关系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稳定和发展。长期以来，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一直肩负着镇守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发展经济等多重任务，把维护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因此，民族性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只有坚持和谐发展才能有效化解具有特殊复杂性的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地区健康发展。

　　财政政策在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中的职能

　　（一）克服市场失灵和市场残缺。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和公共产品的存在，使市场在很多领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干预显得非常必要，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运作空间呈越来越大的趋势。显而易见，克服市场失灵是民族地区财政必须承担的共性职能。除市场失灵现象以外，民族地区大都具有市场残缺的特征，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从而导致市场机制无法稳健运行。主要表现在市场化程度低、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全、市场体系不完整、要素市场发展缓慢以及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割裂、市场信息阻滞与失真等。因此，市场机制自身缺陷和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先天不足导致市场自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力量薄弱，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引导和推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加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在工业化中所处的落后地位导致其发展具有一定的压力，将这种压力转换为力，使其具有后发优势。参照系的多样性和选择的综合性能为发民族地区节省大量时间和资源，降低加速发展所付出的路径成本。因此，落后的民族地区可以在政府引导下，按照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所产生的可模仿性和自身比较优势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学习并模仿成功经验，实施“加速发展战略”，从而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实现现代化的时间。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是市场自身无法有效完成的，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动用财政资源进行调控，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加速发展。

　　（三）统筹社会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和谐发展。非均衡发展导致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不断扩大。民族地区城乡发展不协调、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人与自然发展不协调、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使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现实矛盾更加突出。解决这些矛盾和现实问题，也就是要消减不和谐因子，实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和谐发展。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具有统一的一面，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保证公平，而保证公平反过来又有助于效率的提高，这为二者并重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说做大财政蛋糕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那么切好财政蛋糕则是解决社会公平的关键。因此，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着力点应该是在做大蛋糕的前提下，按照社会公平的原则切分好蛋糕，实现社会效率与公平并重。

　　加快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财政政策效应思考

　　（一）公共效应。民族地区和谐发展必须有相应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作为支撑。公共财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性”，其实质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主要着眼于弥补市场失灵和缺陷，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社会公平。民族地区财政必须适应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合理界定财政公共服务职责范围，加快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创新财税体制与财政政策，切实解决财政职能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重点保证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加大对公共设施、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生态环境、文化卫生事业的投入，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体系，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二）带动效应。民族地区缺乏推动整个区域体系同步均衡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资本形成不足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质和约束，体现在资本存量小和缺乏资本形成能力。加快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民族地区是金融发展的弱势区域，很难从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大量融资。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和资源开发推动经济增长成为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但是，财政困难的民族地区，无法单凭财政投入填补区域产业群成长的资金缺口。因此，只有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带动效应，培植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带动、调节和转型作用的产业推进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发展。

　　（三）激励效应。从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投资补贴、贷款贴息、信贷担保、技改补贴和技术援助、就业和工资补贴等财政补贴对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因此，民族地区财政要积极探索和实施财政激励机制，促使民族地区的资本利润率接近发达地区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增强民族地区资本吸引力，提升民族地区“内生”投资能力。

　　（四）转移效应。从世界各国经验来看，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无疑构成中央政府解决区域非均衡问题的主要支持方式。中央政府通常以转移支付方式对地方政府的经常性支出需求提供支持。我国由于长期实行工业优先发展的“二元结构”发展战略和东部优先发展的梯度发展战略，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为工业和东部优先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能源支持、资源支持、生态支持和市场支持。由于长期实行“剪刀差”价格机制，东部地区更多地享受到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区更多地承担了资源成本和生态成本，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地区差距迅速拉大。因此，研究制定区域间利益补偿政策，加大对民族地区资源输出和生态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保障效应。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脊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是财政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职能。但目前民族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保障体系严重滞后，保障的深度、广度、密度、力度都不够。所以，政府要积极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从生存保障、基础教育、卫生医疗入手，加大对失业、贫困人员、农民的保障力度，对收入较低群体给予适当补贴，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差距，消减贫困人口，实现和谐          发展。?

　　责任编辑  李艳芝